中国的精神病

曾有朋友问我，在中国，还有什么领域是未开发的。我很清楚地记得，当时自己不假思索的回答是：心理咨询与治疗。

我很尊重心理学这个学科，但也许是受福柯的影响，我对“精神病”却有种莫名的排斥。心理学让我们有反观自我、进行自我认识与表述的视野，“精神病”却容易牵涉权力与造就某种不平等。换句话说，这里牵涉到是个体意识与群体关系的区别。也许，这也是为何提倡“和谐”与人际关系的亚洲社会，从来没有办法很好地接受精神病理的原因之一。毕竟，要让精神治疗成为社会普遍接受的行为，牵涉到是全社会内在对于个体与群体的整体信仰基础。

但是，从我在上海和云南参与社区服务的经验来看，确实是有许多的人，包括青少年，需要某种心理的开导，乃至药物控制的精神病治疗。我就曾遇见过一个上海的青年，3个月不出家门一步，就只愿躲在房里打游戏，而且还对母亲有暴力的行为。他是需要药物控制暴力行为的（就如我在印度时接触过患有bipolar disorder的人，发作时完全无法控制自我的情绪与行为，甚至会无缘无故地伤害自己心爱的孩子）。不过，更重要的，也许是人与人之间真挚的关怀，才能辅助药物的作用。毕竟，说到底，精神是什么? 不外是意志力的强与弱。

中国欠缺的，便是对不同问题、不同群体足够的关怀。幅员辽阔，问题必然多。问题一多，为了要稳定，有时就必须把一些问题转化为”理所当然“，却在这个过程中压抑个体的心灵需要。我云南的孩子里，有多少位是心灵有裂痕乃至创伤的，很难说；放大到全中国的农村，有多少孩子是被逼着成长的，更是难以估计。而当社会事事讲究”和谐“时，就容易出现将差异淡化的做法——政治、民族、文化、社会、教育、权益等等。差异太多，容易造就西方世界的cultural politics of differences；但不能让差异浮现，就只会造成压迫，酝酿”反动“的情绪，到了某个成熟的历史点，必将反弹而造成更严重的社会问题。西藏问题是如此，恐怖主义也一样。

当然，中国文化里有某种西方思想中缺少的因素，只要政治上有足够精明和睿智的领导人，就能充当润滑剂，或是突发事件的shock absorbers。但是，一代新人换旧人，作为潜流的问题并不一定会因时间推移而消解。于是，便有历史上的改朝换代，也有社会的解体与重新整合。

【联合早报】中国有一亿精神病患 最年轻者仅八岁

（2009-03-09）

（北京讯）正在北京参加两会的中国全国政协委员、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副院长范利指出，根据中国卫生部疾控中心今年初的统计，中国有心理问题和精神疾病的人口比例高达7%，总数超过1亿人。

　　据中新社报道，范利在接受该社记者专访时还指出，中国有这么多的心理和精神病患者，但是全国的心理疾病防治机构与人员都严重匮乏，希望政府”对此要高度关注”。

　　她说，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，各种社会矛盾增多，竞争压力加大，工作节奏加速，以及重大灾害、经济危机等因素，是造成患病人群庞大的原因。

　　据她介绍，中国心理疾病还呈现年轻化发病的趋势，最小的只有8岁。当前中国儿童精神问题的患病率，已经超过了国际上15%至20%的平均水平。

　　范利指出，心理精神健康是全民族素质的标志之一，如此高发的心理问题与精神疾病，已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和谐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。

　　她说，截至2005年，中国精神疾病医疗机构只有572家，有精神科床位13万2881张，注册精神科医师1万6383人。

　　按此计算，中国平均精神科床位密度为每万人1.04张，平均10万人才有一个精神科医生。这与中国“小康社会”十大标准中规定每千人中有一个心理咨询师的要求相差甚远。

　　为此，范利提出了“推行全民心理健康计划”的建议。她建议全社会共同参与“国民心理健康工程”；进行心理精神疾病普查以及重点科研攻关；规范专业教学和专职培训；建立高危人群心理干预机制和心理救援机制。